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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四川“讹人”事件折射出精神和道德危机  

2016-09-14 09:31: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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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四川老太“讹人”事件持续发酵。今天,一篇“四川摔倒‘讹人’老太申请复议,赌咒全家死坚称清白”的报道,让新浪、搜狐网友参与高达6位数。看一下网友跟帖,几乎一面倒,尽管此篇报道不似以往报道那样有明显倾向。为什么人们如此一致地认定是老太“讹人”?有“许多目击证人”,并且“主动作证”是关键,其实还有许多原因,其中两点更为重要。

一个是,先入为主的道德印象和道德判断。近年来媒体一再爆出老人“讹人”的案例,以至于人们形成一种强烈印象,凡摔倒的老人都有“讹人”嫌疑,只要扶摔倒老人注定被“讹上”。尤其当年南京的法官判案,结果把这种判断和认定标签化。我们甚至说,把老人“讹人”普遍化,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掩饰道德危机的口实,成为我们不敢担当的精神解脱途径。实际上社会决非如此,更多老人对帮助者是心存感激的,更多人是愿意搀扶摔倒老人的,笔者有一次在重庆旅游,身边一妇女癫痫病发作倒地,脑袋上流出许多血,当即有许多人陌生人上来帮助,没有些许迟疑,也没有人担心被“讹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媒体确实在做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事情。我们的大众在面对此类事件时,确实存在着丧失理智和基本判断力的问题,甚至潜意识中就是想寻找值得抨击的道德事件,以获得对社会道德现状不满的发泄机会。

另一个是,由记者作出道德评判,把事件标签化,并且是以道德的名义,如此必形成导向。也就是说,此前报道主要围绕孩子一方及其邻里开展新闻调查。因为媒体报道带有倾向性,尽管不是有意,毕竟先入为主,因而必然形成一面倒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司法调解与警察处罚中看出。如果没有更有力的证据,真相到此结束,各方面都在追求这样的结果。因为司法调解追求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警察在没有记者调查之外的事实基础,作出处罚决定,或许存在着避免重蹈南京法官覆辙的顾虑。或者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只要社会舆论作出道德审判,甚至可以左右司法,且决定结局。因为我们是一个喜欢以道德的名义的国度。

原因还可以开列一些,但已经不再重要。甚至还可以说,是否“讹人”同样不再重要。因为此事过了还有彼事,未来还会有相同或相近的事情发生,是是非非是没有穷尽的。既然事情本身不再重要,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此事,讨论此事?因为事件背后包含着更重要的命题。这就是最重要甚至最可怕的道德准则丧失,并且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非他人施加的道德准则荡然。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只需要推卸,而不必承担。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比如,当我们决定进行革命后,一切就不再神圣,一切都可以打破,包括千年积淀下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尤其是内心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是现实原因,也就是我们社会已经和正在进行一次次扫荡,直到把我们灵魂世界残存的一点点圣洁与道德观念彻底打破。

原本,我们对院士这个群体和称号心存敬仰,毕竟感觉上他们仍然身披圣袍,且处在最高尚的科学殿堂。然而,铁道部那位腐败局长张曙光的案件爆光,其中有以数千万元行贿院士,以实现自己的院士梦,结果以一票之差失之交臂,包括张曙光本人都认为自己道德低下,尽干违法的事情,因为金钱却让院士们对其青睐有加。仅此一点,便无法不把那一点点想像中的神圣和道德击个粉碎。

原本,广州的《新快报》的声明:“本报虽小,还有几根穷骨头”,一时间确让人感受到媒体和记者的担当,尤其因担当而来的悲壮感让人动容。话音未落,拘留所中的始作俑者陈永洲就道出受贿内幕,于是人们不仅仅产生受骗之感,更为企业、媒体、警察间上演的和此前已经上演的滑稽剧,而发现其实一地鸡毛。

原本,我们对高级领导干部心存敬意,因为他们总在教育人们要有信仰,讲道德,并且每每都是慷慨陈辞,在他们的激昂调门中,常常让人产生瞬间的感动。然而,一个个刘志军、刘铁男出现,特别是倡导“唱红打黑”的高位至中央政治局的薄熙来轰然倒下,光环消失后原来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而不是台上的说辞,这也难免不让人失望,由此影响着精神大厦和道德价值坐标。

到这时,我们的灵魂似乎有一种被抽走的感觉,同时出现绝对价值丧失的精神恐惧。我们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成为一具抽空精神的皮囊?假如真有这样的危机,谁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和道德,谁来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再度充实?谁又能让我们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作出道德选择、道德承担,进而让我们在承担中实现自我净化,实现心灵的宁静。

我们经常讲,西方人的道德奠基于基督教的“原罪”,因为原罪而让信奉者不再需要外部的约束,而自己努力去消除原罪,于是产生稳定而又执著的道德行为。于是我们也想借助宗教来约束心中的恶和行为中的恶,可是我们的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都因为传统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而被改造,终于不再追寻本体,只是在现世和现实功利世界叠加一层,结果恶没有遏制,更大的贪欲生长出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政治信仰的引领,比如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原本这也是一种选择,问题在于政治和政府在道德和慈善领域发力过大,并且不通过媒体物直接作用于民众后,又异化了,这个异化就是道德典范中许多原本冲着道德回报而来:我做好事,你宣传我,然而再予以物质奖励甚至是“官帽”,如此下来,道德开始走向非道德、伪道德。笔者到西方国家访问,问及荣誉奖励是否辅以物质奖励,他们大惑不解:“荣誉就是荣誉,为什么还要给予物质奖励?!”然而我们却把荣誉和物质捆绑在一起。

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现实而又重大的命题,在特有文化传统、政治生态、社会状态的当下中国,我们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价值系统,同时又该借助何种载体,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道德价值坐标的建构,这已经是无法回避,更无法绕过的国家难题。

应该怎样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发生,我认为首先应该改变我们的国体,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人都是明哲保身,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善良被这个大染缸似的社会风气侵蚀的荡然无存,其实善良是我们的本性,也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要想使这个大团体好起来,还得从娃娃抓起,这是一个大的长期的思想转变过程,期待中国的明天越来越辉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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